近年来，我国石油企业为推进油气增储上产不断增加投入，加大油气勘探力度。据自然资源部统计，“十四五”以来，全国油气勘探投入大幅增加，从“十三五”末的710亿元增加到2023年的937亿元，年均增加超72亿元，增幅明显高于“十二五”“十三五”年均增幅。其中，2023年，勘探投入增至937亿元，再创历史新纪录，同比增长13.8%。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投入合计占比约93%，其他企业投入占比约6.5%。相应勘探工作量明显增加，2023年三维地震勘探工作量高达4.89万平方千米，创历史新高，2023年探井平均井深超过3000米，比“十三五”末加深6%以上，超深探井数继续增加。

统计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油气勘探发现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开辟了新领域。

一是海域是石油勘探新发现的第一大来源，70%以上的超亿吨大油田来自海域，其次是西部超深层；75%的超千亿方大气田来自致密碎屑岩领域。

二是非常规油气勘探成功开拓三大新领域——陆相页岩油、深层页岩气、深部煤层气，彰显其在增储上产中的日益重要角色。

三是已发现油气田及邻区是勘探增储主要来源，来自新突破、新发现的增储规模占比继续下降。

四是地质认识创新与技术进步对油气勘探新发现、新突破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伸展—走滑复合断裂带深部油气地质理论认识和技术创新，开创了渤海以深层潜山、浅层岩性为主的油气勘探新局面。“海经”“海脉”深水地震勘探装备和“璇玑”旋转导向钻井技术的成功研发，直接推动了南海北部深水油气勘探发现。

随着油气勘探的深入和领域拓展，油气勘探面临来自地质认识、技术及资源政策方面的挑战前所未有。

一是油气勘探发现难度持续加大。常规优质资源探明率较高，普遍进入勘探中后期，中、东部陆上和部分海上主力富烃凹陷探明率一般都超过50%；剩余资源和勘探目标要么散碎、规模小，规模效益勘探面临挑战，要么埋深更大、海域更深，地质条件更复杂，大中型油气田发现难度更大。

二是油气勘探发现受地质认识与技术能力制约更加突出。地质认识的局限和关键技术的瓶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束缚资源勘探发现。南黄海、塔西南等部分具备资源条件、风险高的有利目标区，因受地质认识与关键技术等制约，始终未能取得重大战略性突破，未能形成预期大场面。

三是矿业权管理改革对油气勘探发现提出了新挑战。近年来，国家大力实施油气矿业权改革，以空前力度退减区块面积，积极开展探矿权竞争性出让。鉴于勘查区块退出、探矿权竞争出让等改革政策的不完善，承担国家油气增储上产主责的勘探空间大幅缩减，用地用海问题突出，不利于油气新发现。

四是国际低油价仍是影响油气勘探发现的关键性因素。

勘探实践表明，尽管我国油气勘探程度越来越高，油气发现难度越来越大，但资源潜力依然较大，未来增储上产前景可期。截至2023年底，全国石油资源平均探明率约37%，整体进入勘探中期阶段，如扣除未获得商业发现的中小盆地，全国大中型主力含油气盆地的石油资源平均探明率提升至44%左右，依然整体处于勘探中期阶段，具备持续高位增储的资源潜力；天然气资源勘探程度相对较低，全国平均探明率约22%，整体进入勘探早中期阶段，正处于持续高位增储的勘探阶段。

针对油气勘探发现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持续实现高位增储，夯实稳产上产储量基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和油气行业通力合作、共同推进全国油气勘探工作。

一是坚定未来油气勘探发现的信心。基于对油气资源潜力的科学分析和理性认识，坚持“油气在地质学家的脑海里”的理念，只有在乐观中才能实现勘探发现。

二是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克服困难，持续保持高强度勘探投入。重点要克服低油价等挑战，勇于担当，攻坚克难，不断加强油气勘探，特别是风险勘探，着力寻找大中型油气田。

三是不断解放勘探思想，创新地质认识，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核心装备研发，强化资源潜力释放的技术保障。

四是加大对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的政策支持力度。设立国家油气风险勘探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具有重大战略性意义的风险勘探，促进大中型油气田发现。设立国家油气增储上产重大科技专项，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创新油气科技创新投入机制。

五是加强对油气勘探开发主力区、核心区的保护利用，加快油气资源生产供应保障战略基地建设，出台配套政策；深化油气矿业权改革，完善探矿权区块勘查面积退减、竞争性出让等机制与政策，构建有助于勘探发现的矿业权制度和政策，助力油气增储上产。